作者连平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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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扩大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7588亿元，同比增长8.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连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想在短期内促进消费需要大幅增加就业并改善就业结构、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此外，还可通过改革创新，允许农民住宅流转交易和抵押，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此外，连平还建议，探索设立消费再贷款以缓解银行成本压力，推动消费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加大投放力度，提升居民资金的可获得性，降低防御性储蓄。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理解提出扩大内需的背景和重要性？

连平：从短期来看，今年以来，三驾马车表现显著分化。外需疲软且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出口下行压力持续，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8%，向下拉动GDP 0.6个百分点。尽管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能够推动投资整体保持平稳增长，但房地产投资大幅下行也对投资较快恢复形成阻碍导致投资增速放缓，上半年资本形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6%，拉动GDP 1.8个百分点。消费快速回升，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有效带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拉动GDP 4.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贡献率明显提升。其中一季度贡献率为66.6%，拉动GDP 3个百分点；二季度贡献率达84.5%，拉动GDP 5.3个百分点。但二季度以来，内生动能有所减弱。从两年、三年和四年的平均增速来看，消费较疫情前常态增长水平仍有不小差距。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两年、三年和四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3.1%、6%和4%，较疫情前8%～9%的常态增长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因此，为了确保实现预期增长目标，巩固当前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在出口持续走弱和投资保持平稳恢复之下，下半年继续扩大消费和推动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仍是第一要务。

从长期来看，在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已经较高、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未来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作为战略基点的内需就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逐步减弱，扩大内需需要更多向依靠消费转变。2010年至2023年，资本形成（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4.3%和4.0%，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则为51.7%，显著大于投资和出口。这表明中国内需增长已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转变。

但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的数据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倘若按5%的GDP平均增速计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多万亿美元，消费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到“十四五”结束时，预计人均GDP接近1.4万美元，每年就能新增5万亿元左右的消费，约为目前消费总量的12%。因此未来有效扩大消费就能更好地扩大内需，持续推动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促消费的关键点在哪里？

连平：未来扩大内需将主要依靠消费，而消费增长则最终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要想在短期内达到提高收入并促进消费的目的，就要多管齐下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

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十年来，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呈现下降态势。工资性收入的比重由2013年的56.9%下降至2022年的55.8%。要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首先需要改善和扩大就业。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稳岗扩岗企业、就业培训机构等的税费减免与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支持自主创业。针对性加大对吸纳就业较多行业企业的信贷支持，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信贷支持计划，以低息或免息贷款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在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大幅增加就业并改善就业结构，是当前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首要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较为缓慢。目前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在10%以下，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甚至不超过3%。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快速提升的空间，其重要途径是加快推进农村住宅流转交易。城镇居民住宅是可交易资产，而农村居民住宅却没有交易的市场和制度，不能作为资产用于银行贷款抵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通过改革创新，允许农民住宅流转交易和抵押，将大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通常农村住宅造价平均大约是城镇住宅销售价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若按比较公允的价格和最低的流转速度估算的话，每年可能会产生上万亿元的住宅流转价值，从而能大幅增加农民以及已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的财产性收入，提升整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浙江等地区正在进行住宅流转交易的改革试点，希望能尽快取得经验，及时推广。

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约有2亿名股民和7亿名基民，持有约40万亿元股票和基金。若其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净值增长10%，就会带来4万亿元资产增值，产生较为明显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效应，快速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提高居民收入还可以关注银行存款中的闲置资金。2022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为258.5万亿元，其中机关团体存款金额为32.98万亿元，占比12.8%。2009年前，该比重最高不超过5%。一般认为，机关团体存款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大量闲置不用似乎很不合理，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使用限制较多。如果能改革相关规定和改善相关流程，使得其中的资金使用便利和合理，在未来3～5年每年给相关人员带来万亿元左右的收入是有可能的。如研究课题经费使用的劳务费部分进一步提升，就有可能会有明显的效应。事实上，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采取相关举措，使得这类存款的占比从最高时16%左右降至目前的水平，应该说仍有较大的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为增加中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收入，仍应进一步优化和延续税费优惠政策缓解微观主体压力。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持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减免中小微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缓缴或降低社保费，提前退税，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降低用电、房租、物流费用等。

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

《中国经营报》：促消费，主要是扩大哪些人群的消费？

连平：除了上文中提到要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外，作为高端消费者，高净值群体的消费能力极强，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目前，超过160万户的中国内地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总消费规模达到3万亿元，千分之三的人口创造了3%的GDP。未来可改革相关税制，提升高净值群体的消费意愿。伴随着财富增长和共同富裕政策的逐步落地，我国中高净值人群持续快速扩大，橄榄型收入结构将逐步推进。

考虑到中高净值群体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实行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的纳税人进行个人所得税消费定向抵扣政策。税务部门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制订一套消费定向抵扣标准，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例如30%及以上）的纳税人进行定额税收返还，返还额度根据边际税率确定。纳税人按照现行税制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一个自然年度结束后，可以凭借该年度内与消费相关的发票办理相应的税收返还。此举有助于刺激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高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中国经营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在消费结构方面有哪些变化？

连平：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占发达国家的GDP比重超过70%，其中美国更是接近80%。近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处在快速变化之中。在物质型消费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居民对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和信息等服务性消费需求明显提升。自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就一直呈现出不断提高之势。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至55%左右，但离70%仍有不小的增长空间。全国城乡服务性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比重约为43%，离发达经济体60%以及美国超过七成的占比仍有较大差距。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服务业和服务型消费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重要需求来源。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场景。随着服务业占比提高，消费市场规模必然扩大。作为人口大国和收入持续增长的经济体，服务型消费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这种潜力如果能够尽快有效地释放出来，必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前，供给短缺是制约服务型消费需求释放的重要原因。能否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扩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成为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预计“十四五”期间，和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相结合的数字经济服务产业有望带动超过60万亿元的经济产出，推动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到2025年度50%左右。服务型消费发展应紧密结合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经营报》：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增长潜力，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连平：根据我国消费现状，建议有关部门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制定政策。

一是多措并举保障就业和增加收入，鼓励灵活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和资源，开展各类公益性岗位招募和补贴。加强教育培训，提高青年人就业技能。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中心任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公共设施均等化和城乡就业机会均衡分布。创造有利于创业就业的环境和条件，改善就业保障体系。对于遭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企业，可考虑出台临时性的员工工资补贴政策，将部分财政资源适当地用于企业员工薪酬保持方面，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是进一步改善房地产销售环境。引导商业银行进一步提供稳定的居民住房信贷支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首付比例。

三是继续推行汽车购置税减免、购车补贴、降低车贷利率和以旧换新政策。

四是加大居民消费需求提振的支持力度。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和发放方式更为多样化之外，对真正困难的家庭给予现金补贴和现金抵扣券。

五是探索设立消费再贷款以缓解银行成本压力，推动消费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加大投放力度，提升居民资金的可获得性，降低防御性储蓄。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鼓励其适度下调存款利率，预防资金套利与空转的同时也利于刺激居民消费。